试谈《论语·微子篇》中的圣贤出处之道

摘要：《论语》的《微子篇》通过语录的形式阐述了先秦圣人与贤者的出处之道，其内涵包含隐性结构和显性结构，且这种圣贤出处之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体用关系上，具体表现为“得其体而有其用”和“同其体而异其用”两个层面。通过对圣贤出处之道的内涵与体用关系的探究，可以进一步发掘它现代价值，即在人们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进行生活方式与生活形态的选择等方面产生的参考借鉴作用。

关键词：论语；微子篇

前言：《论语》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自古以来就有无数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涵盖了各个方面，研究的成果同样是十分丰富的。在这些研究活动中，同样并不缺乏对《论语·微子篇》中圣贤出处之道的探讨，不过这些探究大都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笔者于2019年5月份参与了由张晚林和汪隐峰两位老师主持的“弘毅知行会”，在其间受到启发，开始关注《论语·微子篇》中体现出的圣贤出处之道及其体用关系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启迪作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通过通读原著及相关著作、查阅资料和自主辩证思考等探究方式，得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总结，尝试对《论语·微子篇》中圣贤的出处之道的体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系统性论证。

论证的内容包括对圣贤的“出处之道”的解释，“体用”关系的概念定义、对《论语·微子篇》中出现的圣贤者对“出处之道”的运用，亦即对“圣贤出处之道的体用”的具体的阐述，最后本文将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论证进一步探究儒家思想中圣贤出处之道的现代化价值。为了便于对这种体用关系加以理解，本文在论证“圣贤出处之道的体用”问题时将以《微子篇》中出现的人物对话与人物活动为根据，以《四书集注》中前人学者所作的注解为借鉴，首先对儒家所认为的圣贤的“出处之道”进行界定，进而对上述其他问题逐一进行论证。

一、圣贤出处之道的内涵探讨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论语·微子篇》的原文内容及其注解着手。首先从内容上看，《微子篇》中记载的大多数是圣贤在面对入世为仕和出世隐逸两种命运时做出的选择；另有一部分记载的则是圣贤在面临苟全性命与舍身忘死两种命运时所做的选择。根据二者的相似性，可以概括为圣贤在面对重大命运转折时所做出的选择。而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为《微子篇》作注时，也特别指出：“此篇多记圣贤之出处，凡十一章。”这为本文从《微子篇》中探究圣贤出处之道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结合篇章内容可知，所谓圣贤出处之道，是指圣贤在面对重大命运转折时做出选择所依据的道理和原则。通过这种方式，圣贤出处之道有了一个模糊化的概念，而为了将这个概念具体化，则需要进一步结合原文的具体内容及其注解进行分析。

结合对原著的阅读和理解可以发现，《论语》的整体逻辑是连贯的系统的，其篇章存在一定的结构性，段落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结性。于是在此基础上对文本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微子篇》第一章的内容及其注解具有开章立义的作用，它们分别构成了具体的圣贤出处之道的隐性表现和显性内涵。

第一章的原文是：“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从这里，能够获取到的有效信息只是三位贤者对自己的命运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孔子对三人作出了“仁”的评价。除此之外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关于圣贤出处之道的信息，所以暂时将它称之为隐性表现。再看朱熹借用南宋理学家杨时的话对孔子评价所作的注解：“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谓之仁。”从这段注解可以看出，孔子因三位贤者做出了顺应了自己本来志向的选择，对他们作出了“仁”的评价。而在开头的论述中，《微子篇》主要就是在叙述圣贤在面对重大命运转折时做出选择所依据的道理和原则，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圣贤出处之道的显性内涵，即在面临重大命运转折时，顺应自己本来的志向做出选择，乃至为此选择承担后果。

为使这个观点更加具象化，不妨以《微子篇》中与柳下惠有关的事迹为例。对于柳下惠多次遭到免黜而不离职一事，孔子的评价是这样子的：“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可以从这句评价中得到两条信息：第一，柳下惠在面对去职和留任这两种命运的时候，顺应了自己追求义理之道的本心，选择了继续担任狱官的职位；第二，柳下惠承担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降志辱身”，亦即为了遵从自己本来的志向而使自己的身位受到屈辱。而从第二章柳下惠对别人疑问的回复中还可看出，他不仅承担了自己选择的后果，而且是以一种坦然雍容的态度承担的。综上所述，所谓的圣贤出处之道，就是指在面临重大命运转折时，顺应自己本来的志向做出选择，乃至为此坦然承担一切未知的后果。

二、圣贤出处之道的体用关系

在对《微子篇》中圣贤出处之道的体用关系进行阐述之前，首先要对“体用”关系本身进行定义。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不过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体用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属性，体指本体本质，用指运用功用。为使探究得以进行，本文直接将这个共识作为体用关系的定义。将圣贤出处之道代入这个定义，则可以得出：体是上述圣贤出处之道的显性内涵，用则是上述圣贤出处之道的外在运用及其功用。为进一步加深对圣贤出处之道的体用关系的理解，接下来将从“得其体而有其用”、“同其体而异其用”两个层面进行论述。

首先是“得其体而有其用”，亦即得了出处之道的“体”，而后有出处之道的“用”。在这里仍以柳下惠的事迹为例，则需要论证两点，一是柳下惠确实得了圣贤出处之道的“体”，二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运用和功用。论证第一点可从原著中柳下惠本人的反应、后人对原著相关部分的注解以及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中着手。关于柳下惠的反应，《微子篇》原文是：“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朱熹对此的注解则是：“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辞气雍容如此，可谓和矣。”至于孟子，则对柳下惠有过“圣之和者”的评价。通过原文与朱熹的注解可知，柳下惠的“辞气雍容”正是他得了圣贤出处之道的“体”的表现，而孟子的评价则为柳下惠既得其“体”提供了另一个现实依据——“圣贤出处之道”本是圣人与贤者的处世原则，得其体者未必都可称为圣贤，但圣贤自然可以说已得其体，柳下惠既然是孟子口中的“圣之和者”，得了圣贤出处之道的“体”也是不足为奇的。在证实了第一点的基础之上，证实第一点所运用的材料，同样可以用来证明柳下惠对“体”的运用和得“体”的功用：“三黜而不去”，是柳下惠得圣贤出处之道的“体”，以“直道而事人”作为自己本来志向，使自己的行为顺应本来志向而产生的运用；面对别人的质疑能够“辞气雍容如此”，乃至被后来的孟子评价为“圣之和者”，则一定程度上是得“体”之后的功用。这种以相同的材料证明同一事物中的“体”“用”两个不同属性的论证方式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北宋理学家程颐在其《伊川易传》中提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观点。

接下来是“同其体而异其用”，也可以称之为“一体多用”，即同得圣贤出处之道的“体”，对其却有不同的运用和功用。对此，本文分别从现象和原因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现象看，《微子篇》中表现的主要是不同人之间的“同体异用”和“一体多用”，具体到内容上，可以孟子对孔子和柳下惠的评价为例：“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二人同样被孟子誉为圣人，亦同得圣贤出处之道的“体”，然而具体到了运用上，孔子是“三日不朝，孔子行”，柳下惠则是“何必去父母之邦”。这就涉及到了“同体异用”和“一体多用”的原因，即圣贤出处之道的“体”的具体内涵，也就是圣贤的本来志向的区别。首先看柳下惠，作为狱官，他所坚持的本来志向便在“直道而事人”，在此基础之上，他明确了去留并不妨碍对自己本来志向的顺从，因此在去留之间选择了留。其次再看孔子，作为当时的鲁国司寇，他摄行相事，本来志向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国君因女乐而怠慢政事，这与本来志向产生矛盾，所以在去留之间选择了去。由此可知，在圣贤出处之道中之所以会出现“同其体而异其用”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体”的具体内涵的差异，换而言之，即是不同主体对出处之道的“体”的认识不同。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由于具体内涵的差异，“体”会产生多种不同的“用”，这些“用”也仍要归功于“体”，这也就是“异其用而同其体”。孟子在称孔子为“圣之时者”的同时也对柳下惠作出了“圣之和者”的评价，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同时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文化与图书馆社会包容理念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三、圣贤出处之道的当代价值

作为一部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经典，《论语》流传至今，仍然具有它的现代价值，而作为其有机组成成分之一的《微子篇》中的圣贤出处之道也同样如此，其现代价值寓于上述的圣贤出处之道的内涵与体用关系之中。

首先从它的内涵来看，圣贤的出处之道，是指面临重大命运转折时，顺应自己本来的志向做出选择，乃至为此坦然承担一切未知的后果。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仍然适用，它不仅启迪人们在面对重大抉择时要有果断的精神，同样也暗示人们在面对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要有坦然和雍容的气度。而另一方面，顺应本心的原则也为现代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提供了一个借鉴。

其次是它的体用关系，“得其体而有其用”的源流关系和“同其体而异其用”的相互关系同样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门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前者通过它的源流关系展示出了真正参透出处之道所带来的在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乃至社会名誉等方面的益处，后者则通过它的相互关系展示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多元化思维，这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形态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除此之外，《微子篇》作为《论语》的一部分，其中的圣贤出处之道也是对《论语》思想内涵的丰富与扩充，而《论语》又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因此深究圣贤出处之道对深入了解儒家思想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化解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迷失以及促使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均具有重要意义。